去年卖地收入减少约3万亿！2023年“土地财政”将去往何处？******
多年来，“土地财政”一直是热议的经济话题，今年也不例外。近期，第三方机构克而瑞统计的数据显示，2022年，随着我国房地产销售端疲软，土地出让金收入下滑，全国土地市场成交建筑面积为14.44亿平方米，成交金额4.73万亿，较2021年同期分别下降了37%、31%，土地出让金从高峰的8.7万亿下降了约3万亿规模。
“土地财政”，顾名思义，指的是地方政府依靠出让土地使用权的收入来维持地方财政支出，政府财政收入包括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其中，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属于地方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因不用上缴中央，土地出让收入是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来，地方财政的主要收入来源之一。
实际上，经历了二十多年的快速增长，随着我国房地产市场需求见顶，土地出让金的增速明显放缓，长期来看，地方政府高度依赖的“土地财政”将难以为继，如何弥补土地出让金下滑带来的财政资金缺口，成为地方政府不得不面对的问题，那么，2023年，甚至更远的将来，“土地财政”又将去往何处？
“土地财政”依赖程度越来越高
我国国有土地使用权公开拍卖始于1987年12月1日，彼时，深圳会堂座无虚席，经过17分钟的轮番叫价，深圳经济特区房地产公司以525万元拿下了这块8588平方米的住宅用地，敲响了建国以来国有土地使用权拍卖的“第一槌”。
根据《中国土地年鉴1996》的数据，1995年，全国通过出让方式提供用地43403公顷，出让金总额为420亿元。1998年，我国正式开启住房市场化改革，此后，随着房地产行业的快速发展，该数据一路上涨，2007年，首次突破1万亿元，直到2020年，我国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金额已经升至8.4万亿元，是1998年的200倍。
根据财政部官网公布的数据，仔细观察可以发现，2017年开始，我国土地出让金的增长开始变得很有规律，连续四年，每年的增长金额都在1万亿左右，直到2021年，国有土地出让金的增长速度开始放缓，仅增长3000亿元左右。
土地出让金快速增长的同时，地方财政对土地使用权出让金的依赖程度也越来越大。根据第一财经测算，2017年开始，我国土地出让金占地方财政总收入的比例(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地方政府一般公共财政预算收入+地方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地方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连续5年超过三成，2020年占比达到43.59%，2021年下降至41.81%，仍在4成以上。
分区域来看，粤开证券研究院统计的数据显示，我国东部地区经济发达、人口持续流入、土地市场需求旺盛，土地出让收入在地方综合财力中的占比(土地财政依赖度)较高；而西部和东北地区土地市场不够活跃，土地出让收入相对较低，更依赖中央转移支付。例如，2020年，浙江、江苏、福建、山东、广东、重庆6个省市的土地财政依赖度高于30%，分别达到51.9%、46.9%、40.3%、38.7%、33.8%和32.0%；而新疆、宁夏、青海、黑龙江、西藏5个省份对土地财政的依赖度偏低，均低于10%。
分城市来看，粤开证券研究院统计的数据显示，2020年，广州、长春、杭州、福州、南宁、海口、贵阳、西安、徐州、扬州、温州、金华、襄阳、南充，这些城市对土地财政的依赖度都较高，政府性基金收入与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比值均达到1.5倍，甚至更高；牡丹江、深圳、锦州等地对土地出让金收入依赖度相对偏低，其政府性基金收入与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比值分别为0.3倍、0.3倍和0.4倍。
土地出让金下滑
然而，在土地财政依赖程度越来越高的同时，我国的土地使用权出让金却面临下滑的事实。2022年，随着我国房地产销售端疲软，土地使用权出让金收入再次下滑。
此前，财政部发布的《2022年前三季度财政收支情况》显示，今年前三季度，我国的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83217亿元，按自然口径计算下降4.9%。地方政府性基金预算本级收入42588亿元，比上年同期下降26.4%，其中，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38507亿元，比上年同期下降28.3%。
近期，房地产研究机构克而瑞统计的数据显示，2022年，我国商品房销售面积为13.6亿平方米，销售额13.3万亿元，同比分别下降24%、27%，行业规模重回2015年。与此同时，全国土地市场成交建筑面积为14.44亿平方米，成交金额4.73万亿，较2021年同期分别下降了37%、31%。土地出让金从高峰的8.7万亿下降了约3万亿规模。
克而瑞地产研究院数据显示，从土地成交建筑面积TOP20的城市来看，有12个城市的成交量相比去年有所减少，平均降幅达35.7%，降幅超过30%的城市多达7个，其中降幅最突出的当属遵义，成交建面刚刚超过1000万平方米，同比降幅高达65%。
克而瑞地产研究院的研究报告显示，除部分特别优质的地块以外，土地市场底价成交、城投托底成为常态，不少城市城投拿地金额占比超过5成，沈阳、无锡城投托底拿地的比例甚至超过9成，市场低迷的城市城投拿地也尽显疲态，流拍率高企。
价格方面，克而瑞地产研究院数据显示，受一线城市供地质量提升的影响，2022年全国300城土地成交楼板价小幅上涨，增至3266元/平方米，再度创下历史新高。不过，由于新房市场仍处于低位，加之房企资金压力依然较大，房企拿地积极性仍处于低位，全年溢价率仅有3.7%，与去年同期相比，下降了7.9个百分点。从集中供地的22城来看，2022年有17个城市的地价下降。
那么，土地市场出让规模为何下降？房地产研究机构中指研究院土地事业部负责人张凯在接受第一财经采访时表示，与土地市场成交规模相关性最高的仍然是新房市场成交规模。今年以来，受期房烂尾担忧、房价上涨预期转弱、居民收入预期悲观三重因素影响，新房市场规模明显缩量，导致房企拿地积极性高开低走。他指出，上述影响新房市场的三个因素中，能在明年有显著缓解的恐怕只有期房烂尾担忧。而随着疫情管控放开和经济活动的逐步恢复，居民收入预期的转变或将需要更长的时间；在“房住不炒”的基本国策下，房价上涨预期转弱将不会有根本性的改变。因此短期的新房成交规模很难较今年发生显著好转，土地市场随之亦难有明显的变化。
张凯进一步表示，从长期来看，土地市场与人口数量变化息息相关，人口净流入的城市土地市场仍然能够维持一定热度，而人口净流出的城市土地财政或将难以为继。总体而言，我国城镇化率已经接近瓶颈，人口老龄化、少子化对于住房需求均产生负面影响，土地市场成交规模整体呈现逐步下降的趋势将是必然。
硬币的正反面
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性。“土地财政”二十多年，为我国城市的快速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与此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
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1999年，我国城市化水平为30.9%，比1995年提高1.9个百分点，城市化处于较低水平，而2021年，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已经达到64.72%，。
厦门大学教授赵燕菁在其出版的新书《大崛起：中国经济的增长与转型》中肯定了“土地财政”的价值，他表示，中国城市化伟大成就背后的重要原因，就是创造性地发展出了一套将土地作为信用基础的制度——“土地财政”。在他看来，相对于“征税”，通过“所出售土地的升值”来回收公共服务投入的效率是如此之高，以至于城市政府不仅可以为基础设施建设融资，甚至还可以以补贴的方式为能够带来持续性税收的项目融资。
与此同时，赵燕菁在其上述新书中也叙述了“土地财政”带来的问题：“土地财政”的本质是融资，使得不动产变成投资品，一旦房价暴跌，大规模的资产贬值将导致难以想象的金融海啸；“土地财政”不仅给地方政府带来巨大财富，同时也给企业和个人快速积累财富提供了通道，同时，没有机会投资城市不动产的居民与早期投资城市不动产的居民的贫富差距迅速拉开，房价上涨越快，贫富差距越大；另外，房地产市场发展“不协调、不平衡、不可持续”，还占用了大量应该用于其他发展项目的资源。
粤开证券研究院副院长、首席宏观分析师罗志恒也认为，一方面，土地出让收入为地方政府提供了大量财政收入来源，缓解了一般公共预算压力；推动了城镇化进程；形成了大量的基础设施建设，直接带动了经济发展；推动了房地产快速发展。另一方面，土地财政也让部分地区的高地价推动了高房价；间接推动了融资平台和政府债务；在土地财政快速发展过程中，出现了破坏耕地的行为；在征地过程中因简单粗暴执行和补偿问题引发了部分社会问题等。
土地出让规模急速扩张的同时，一些城市非理性供地为后期房地产市场转弱也埋下了伏笔。克而瑞研究中心的相关研究报告表明，目前，我国约8成的城市市场需求及购买力明显透支，近一半的城市土地供应过量，随着房地产市场步入调整周期，去化压力不断加剧。另外，不少城市因大力发展新区便将供地指标向新区倾斜，但因为市政配套尚未真正落地，人口导入情况自然不甚理想，致使外围区域供需周期性错配。
资金缺口如何弥补？
回顾过往，“土地财政”有功有过，向前看，未来土地使用权出让金逐渐减少已成为不争的事实，财政收入长期对土地出让金的依赖，也将难以维，寻找新的财政收入增长点已经成为当前迫在眉睫的问题。
对于上述问题，一部分观点认为，应该从税收方面着手。
赵燕菁表示，“土地财政”只是专门用来解决城市化启动阶段原始信用不足问题的一种特殊制度，随着原始资本积累的完成，“土地财政”也必然会逐渐退出，如何弥补放弃“土地财政”造成的损失？他指出，可以仿效发达国家，从“土地财政”转向“税收财政”，突破现有的以间接税为主的税收体制。赵燕菁也表示，贸然放弃“土地财政”，对还未完成城市化原始资本积累的城市来说，存在巨大风险，另外，以间接税为主转向以直接税为主的改革也并非易事。因此，城市新区则应维持高效率的“土地财政”积累模式，另外，可以把巨大的利益调整分解到数十年的城市化进程中，随着城市化水平的提高，逐渐演变为直接税与间接税并重，乃至以直接税为主的模式。
回溯“土地财政”形成的原因，不少观点认为，土地财政源于1994年开始的分税制，因为分税制改革导致地方收入占比低、支出占比高，这种资金缺口迫使地方政府不得不通过土地出让、城投平台等方式融资。对此，粤开证券首席宏观分析师罗志恒曾在公众号“粤开志恒宏观”上发文表示，分税制和住房市场化改革都只是“土地财政”的促成因素，以GDP为核心的政绩考核机制才是问题的关键，激励机制决定行为，引发了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和土地财政等连锁反应。如果没有分税制，只要存在GDP考核，仍会产生资金饥渴和不足。
罗志恒则表示，未来，无论是土地供给还是需求都将呈现下降趋势，这直接影响未来土地财政的可持续性，因此，未来构建地方稳定的财政来源极为重要，房地产税开征是大势所趋。同时，罗志恒也指出，房地产税的体量短期内难以取代土地财政。
也有观点认为，应该大力发展其他产业。万通集团创始人冯仑近期在其微信视频号“风马牛地产研究院”中表示，当房地产销售端出现下滑，不少城市都会开始出现土地财政的缺口，如何解决这些问题？这些城市应该大力发展房地产以外的其他产业，创造更好的营商环境，以此让税收增长的更快，来弥补卖地收入的缺口。
中泰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近期公开撰文表示，国企资产是当前政府部门除了国有土地资产之外的最大一块资产了，如果通过提质增效，若能够让300万亿元的国企总资产的回报率提高一个百分点，则就有3万亿元收益增加，基本可以弥补土地财政消减带来的收入缺口。“当然这不是短期就能提升一个百分点，但只要坚持不懈地盘活国有资产，推进国企改革，若干年后，应该会有成效。”李迅雷补充道。
张凯对第一财经表示，改革开放以来，基建投资引领的城镇化一直助推我国经济高速增长。近年来，受到经济下行的压力，基建投资再次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引擎，而基建投资的成本依赖土地财政。此外，近期推出房产税，将对房地产市场造成冲击，从而进一步降低房企拿地意愿，对土地财政产生更大的压力。因此，短期来看，土地财政难以替代。
“长期来看，尽管我国经济发展对基建投资存在一定的路径依赖，但城镇化率、居民部门杠杆率即将达到增长瓶颈，基建投资+土地财政的经济发展闭环难以为继。”张凯认为，房地产税作为长期、稳定的税源，在近二十年房地产也高速发展的基础上也有足够的存量房屋可供征税，适合在未来长期替代土地财政补充财政缺口。
总的来看，上述不管是直接税的税收制度变革，征收房地产税，还是大力发展其他产业，或是盘活国有资产，都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那么，短期，如何保障房地产市场的稳定发展，让地方财政平稳过度？克而瑞研究院提出，当前应该提振市场信心，完善保交楼、保就业、销售保价等兜底机制，缓解市场观望情绪，需求端全面放松限购、限贷、限售，取消“限跌令”，政府回购商品房，与此同时，适当缩减供地规模，优化调整供地结构，以此破局短期楼市的困境。
近期，国家统计局原局长邱晓华公开表示，为了改善房地产消费观，财政方面也应该发力。土地价格的高企是造成房价高的重要因素，因此，要适当降低城市土地出售价格，来促进开发商成本的下降，带来房价的下降。另外，目前在销售领域里的税费负担还是很重，应当适当降低，让老百姓感受到政府的温暖。同时，也应当降低金融机构的按揭抵押利率，目前的按揭抵押利率(4%)还是偏高的，应该降1到0.5个点。
深度 | 解读中国经济“成绩单”！预计四季度延续向好******
10月24日，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三季度国民经济运行情况。这是一份明显好于二季度的成绩单，折射出中国经济恢复向好势头。
初步核算，前三季度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同比增长3.0%，比上半年加快0.5个百分点。分季度看，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4.8%，二季度增长0.4%，三季度增长3.9%。从环比看，三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增长3.9%。
中新社国是论坛在线举行“2022年三季度经济形势分析会”，邀请专家学者，对三季度国民经济运行情况进行解读。
经济实现“V”型反弹 预计四季度延续向好
中国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国家统计局原总经济师姚景源对中新社国是直通车表示，三季度3.9%的经济增长率来之不易，前三季度中国经济实现了“V”型反弹，预测四季度中国经济仍将保持平稳向好的基本状态。
姚景源表示，三季度中国经济遇到不少挑战。从外部来讲，美国、欧洲多国通货膨胀率达到40年来高点，美联储加息导致世界主要货币贬值，人民币也受到冲击。从内部来讲，8、9月份，长江流域一带高温干旱，也给整体经济运转带来一定困难。
“在这种情况下，3.9%的经济增长率来之不易，这是一系列稳经济大盘政策措施实施的重要成果。”
分季度看，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4.8%，二季度增长0.4%，三季度增长3.9%。从环比看，三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增长3.9%。
姚景源指出，可以发现，二季度是今年经济低点，三季度明显回升，中国成功实现了“V”型反弹。三季度主要指标都在回升，按照这种趋势，预测四季度中国经济仍将保持平稳向好的基本态势。
谈及数据亮点，他指出，工业为整体经济回升作出了重要贡献。
一方面，从月度情况看，7、8、9月份工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3.8%、4.2%、6.3%。可以很清晰地看到，这三个月工业数据逐月回升，呈加快恢复态势。
另一方面，分行业看，9月份，工业41个大类行业中有32个行业增加值保持同比增长，占比约78%，表明绝大多数行业都处在向好趋稳的状态。
前三季度，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7%，拉动经济增长1.2个百分点，其中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2%，占GDP的比重为28.1%，较上年同期提高0.5个百分点。这表明，实体经济占整个国民经济的比重不仅“稳住了”，还略有回升。
姚景源分析，在工业增幅趋稳向好的同时，工业结构也在不断优化。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迅速，例如新能源汽车，1-9月同比增长112.5%，“这是很重要的成绩”。
展望四季度，如何进一步稳住中国经济？姚景源认为，一方面要稳住就业，就业的增加意味着收入的增加，收入增加能够直接推动消费的增长。另一方面要激发企业活力，特别是中小微企业、民营经济的活力。
消费中长期看升级基础未动摇
中国银行研究院副院长周景彤对中新社国是直通车表示，从中长期看，中国消费升级基础仍未动摇。
国家统计局24公布的数据显示，前三季度，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20305亿元，同比增长0.7%，比1-8月份加快0.2个百分点，上半年为同比下降0.7%。分季度看，三季度增长3.5%，二季度下降4.6%，一季度增长3.3%，三季度较二季度加快恢复。消费整体呈现恢复增长。
周景彤表示，三季度消费整体呈现恢复态势，但需求恢复相对较弱。疫情反复导致居民收入增速放缓，消费场景缺失，消费市场恢复缓慢。
周景彤表示，疫情暴发至今已经三年时间，疫情不仅通过影响就业和收入影响居民消费能力、消费倾向，还改变居民消费习惯，消费结构发生了较大变化，消费的结构变化呈现出一定消费降级倾向。
但2021年在疫情影响较小的情况下，服务消费回升态势良好，化妆品、文化办公用品、通讯器材等非必需品消费占比也均小幅回升，表明消费降级可能是疫情冲击下的短期现象。此外，尽管受疫情冲击，但一些领域的消费升级仍在持续，例如，2021年中国奢侈品消费高达4710 亿元，同比大增36%，预计到2025年，中国将成为全球最大的奢侈品消费市场。
“中长期来看，中国消费升级的基础仍未动摇。居民收入将随着经济总量同步增长，新型城镇化、乡村振兴、共同富裕等战略持续推进，有助于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为未来消费升级奠定基础。此外，技术进步、产品创新也将进一步激发新的消费需求，推动升级型消费扩大。”周景彤说。
展望四季度及今年全年消费情况，周景彤认为，疫情影响仍将持续存在，消费将呈弱复苏趋势。
他表示，四季度，消费有望在政策持续支持下保持恢复趋势。一是疫情防控措施有望为服务消费、线下消费恢复创造条件。二是汽车消费有望继续成为支撑消费恢复的重要因素。三是上年同期基数较低。2021年四季度消费增速为3.5%，较上个季度放缓1.5个百分点。
“综合来看，预计四季度消费同比增长5.5%左右，全年增长2.2%左右。”周景彤建议，下一步稳消费的重点在于稳就业和稳预期。要更加注重发挥投资的托底作用。要规范零工市场，加大以工代赈力度，对失业者和毕业生群体提供过渡性工作岗位、开展职业技能培训。考虑提高个所税起征点，进一步让利于民。
居民收入前三季度“跑赢”国内生产总值得益于三方面因素
根据中国官方24日披露的数据，前三季度居民收入增速“跑赢”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速：按不变价格计算，前三季度GDP同比增长3.0%；而同期的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扣除价格因素，同比实际增长3.2%。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白景明对中新社国是直通车表示，人均收入的增速“跑赢”GDP增速，表明中国广大居民充分享受到了经济发展红利。在中国大多数年份的统计数据中，居民收入增长率都超过GDP增长率，这是中国经济的优势。
白景明分析称，今年前三季度，居民收入增速之所以跑赢GDP增速，这主要得益于三个因素：
一是近年来中国经济坚持高质量发展战略。从产业结构上看，高新技术产业逐步增加，比重逐步上升；数字经济规模亦持续扩大，这些都带来就业的扩张和居民收入的增长，毕竟居民收入增长的“大头”主要是靠工资性收入。
统计显示，按收入来源分，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居民人均工资性收入15678元，增长5.1%，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为56.7%。
二是中国经济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助于优化经济的供给端，优化相关产业链，为中国制造的更新换代、转型升级创造了条件，推动中国经济良性循环，带来了居民收入的稳健增长。
三是宏观政策的支持。首先，通过大规模减税来提高居民收入。包括减征个人所得税直接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减免企业税收负担确保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并为工资性收入增长创造有利条件。其次，通过有力的财政支出来增加居民收入。包括给农民提供种粮补助来帮助农民增收。
统计显示，前三季度，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名义增速和实际增速分别快于城镇居民2.1和2.0个百分点。具体而言，前三季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7482元(人民币，下同)，名义增长4.3%，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2.3%，名义增速和实际增速分别比上半年提高0.7和0.4个百分点；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4600元，名义增长6.4%，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4.3%，名义增速和实际增速分别比上半年提高0.6和0.1个百分点。
当天发布的数据还显示，初步核算，前三季度国内生产总值870269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3.0%，比上半年加快0.5个百分点。
对此，白景明表示，前三季度的经济数据显示我国经济处于稳中向好的态势。尽管受新冠肺炎疫情等因素影响，但三季度的经济增速仍比上半年有所提高，特别是实体经济的发展进一步稳固，表明我国经济增长潜势较大。相信只要统筹好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中国经济仍将保持良好发展态势。预计四季度中国经济仍将实现恢复性增长，且增长态势较前三季度将进一步扩大。
外贸前三季度增9.9% 中国经济最突出的亮点之一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张建平表示，前三季度中国经济遇到了很多新的挑战。分产业看，前三季度第一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2%；第二产业增加值增长3.9%；第三产业增加值增长2.3%。整体看，第一产业总体势头还是好的，但第三产业明显偏低。
具体来说，第三产业内部的房地产业、住宿和餐饮业都拖慢服务业和中国经济的增长。第三产业内部也有一些行业在加速崛起。比如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前三季度增速达到8.8%。
在这种情况下，今后一方面应当出台更多扶持电子信息等新业态新动能的政策，来稳住第三产业增长；另一方面也必须进一步加强对疫情的精准防控，让旅游、住宿、餐饮等行业能尽快得到恢复和发展，为经济稳增长提供支撑。另外，对房地产也应该出台更有针对性的调控政策。
展望四季度，考虑到消费增长和消费预期都在恢复，这将对经济构成重要的拉动力量。另外国家也在推进地方专项债的投入力度，通过提振投资来拉动经济增长。此外，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也很高。因此，全年中国经济稳增长的任务还是可以完成的。
单就外贸来说，外贸增速是前三季度中国经济“成绩单”最突出的亮点之一。在乌克兰危机导致全球通货膨胀加剧，欧美等主要经济体市场需求收缩等不利因素叠加之际，中国进出口总值仍能取得9.9%的同比增长，这是一个令人欣慰的数据，表明中国外贸竞争力进一步增强。
不过，考虑到市场预期走弱，欧美等发达经济体经济陷入衰退的概率上升，四季度中国外贸单月同比增速有可能继续回落。其实从去年四季度起，就已经有了这种单月增速回落的苗头。官方的稳外贸政策已经发现了这个苗头，并且在及时调控了。今后要做的就是进一步抓好前期稳外贸政策落实，并根据市场需求及时调整策略。
增长失衡问题不容忽视 帮扶小微要实化细化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副所长张文魁对中新社国是直通车指出，今年三季度经济增长3.9%，但是背后存在的增长失衡问题不容忽视。提高就业质量，重点之一是帮助中小微企业实现正常发展和循序渐进升级转型。
张文魁认为，三季度经济有所回暖，但还存比较明显的增长失衡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工业与服务业之间的失衡。9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3%，同期，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仅为1.3%。即使在服务业内部，增长也不平衡，譬如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以及金融业，增加值增势较好，但是受疫情影响较大的零售、航空运输、住宿、餐饮、居民服务等接触型聚集型服务行业的商务活动指数有所回落。
二是工业内部之间存在的增长失衡问题，主要表现为大企业与小企业之间失衡。过去两三年，即使宏观经济受到疫情等因素的影响，许多企业经营比较困难，但工业部门的大企业比小企业的困难程度要低得多，从制造业分项PMI来看，大企业PMI多数月份高于50，而小企业恰恰相反，特别是最年春天一来，小企业PMI已经连续十七八个月低于50。PMI是环比概念，这反映失衡的严重性，也带来大量的就业问题。
三是消费与投资之间存在增长失衡。前三季度，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421412亿元，同比增长5.9%。同期，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20305亿元，同比增长0.7%。增速相差5个百分点以上，失衡程度显而易见。
四是投资内部也存在增长失衡，即民间投资增长显著低于国有单位投资增长。前三季度，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为5.9%，但国有和国有控股单位的投资增速在10%以上，而民间投资只增长2.0%。民间投资如果扣除价格因素，估计没有增长。
“这几方面失衡表现，影响了经济增长速度，也会影响就业问题”，张文魁说。
“二十大报告中提到完善重点群体就业支持体系。”他建议，包括大学毕业生群体在内的年轻群体，应该作为就业的重点支持群体之一；同时也应该帮助年轻群体提高就业质量。
张文魁强调，提高就业质量，就要促进就业群体向劳动生产率更高的部门就业，要采取政策措施，鼓励实现劳动生产率与薪酬水平同步提高的机制，这不但能在需求侧增加消费、提高生活质量，而且能带动供给侧的升级转型。
张文魁还强调，提高就业质量的重点之一，是帮助越来越多的中小微企业循序渐进地升级转型，这需要按照二十大提出的“支持中小微企业发展”这个要求，制定实化细化的具体措施，促进中小微企业提高经营稳健性、提高工艺水平和产品质量、提高基础管理意识和水平，当然要帮助它们进一步解决融资、技术服务、产品认证、政府采购、数字化管理等方面的问题。
工业、制造业成稳增长“压舱石”
仲量联行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兼研究部总监庞溟表示，三季度数据体现了中国经济企稳回升的强劲势头，说明经济扭转下滑态势，恢复回稳、加速复苏，且持续复苏、长期向好的基本面和发展韧性均较强。
庞溟表示，主要经济指标均好于预期，反映出工业产出提振、消费企稳、投资发力和外贸拉动等诸多积极因素的正向叠加影响。
他注意到，前三季度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7%，拉动经济增长1.2个百分点，其中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2%，占GDP的比重为28.1%，较上年同期提高0.5个百分点。“这说明工业、制造业已成为稳增长、调结构、补短板、促发展的‘定海神针’‘强心剂’‘压舱石’。”
此前受疫情冲击比较明显的消费亦出现好转。9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5%，环比增长0.43%。
庞溟认为，这显示零售市场和消费在多重超预期因素冲击下依然企稳回升，消费者信心回暖，基本生活类商品销售相对较快。尤其餐饮收入从上半年同比下降7.7%改善为前三季同比下降4.6%，说明餐饮等服务消费明显改善，前期受疫情影响较大地区消费有望出现较快回升。
庞溟认为，提振消费是对冲经济下行压力的重要着力点，下一步应继续于稳预期、稳主体、稳就业，促进消费扩容提质，助力形成强大国内市场，从出台落地促进重点领域消费政策、促进和拉动大宗商品消费、刺激和鼓励服务消费、向低收入群体发放消费券和消费补贴等方面入手，保持居民收入增长、促进消费修复、拓展消费场景、呵护消费心理、稳定消费预期。
他相信，随着疫情防控形势向好，线下消费场景渐次复苏，加上促消费政策发力，消费有望继续恢复，特别是消费规模扩大，消费结构升级，消费模式创新的长期趋势不会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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